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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 自從1993年在美國舊金山創刊以來，《連線》(Wired)雜志一直被認為是一個遠遠超越其他刊物內涵的文化標志，就像1960年代的《滾石》雜志一樣，《連線》堪稱這個科技革命時代最具符號意義和代言人氣質的出版物，甚至它本身就是新技術革命難以分割的一部分。盡管在1998年5月，兩次嘗試上市失敗后的《連線》被賣給了出版集團Condé Nast，從此完成了“一個搖旗吶喊的時代吹鼓手向一家普通時尚雜志的轉變”，但在《長尾理論》和《免費》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接任主編以來，它還是會時不時地重新找回那種時代先知“范兒”，發出一些驚人論調。
2009年6月號《連線》的封面故事《新新經濟》(The New New Economy)就是一次例證，這次的封面作者團隊集結了凱文.凱利、斯蒂芬.列維等好幾位創始人級別的資深記者，論述的問題也網羅了近期幾乎全部重大的商業現象，稱得上是《連線》對近幾年科技與商業社會變革一次氣勢磅礴的“文獻綜述”。
《連線》所試圖描繪的“新新經濟”具有三個方面的特征：巨型跨國企業的瓦解、平臺型創新企業的興起以及公民社會中的“新社會主義”趨勢。這三種特征一起催生了“新新經濟”——小型化、分權化、組織松散以及集體經濟式的社會分享機制。
查爾斯.曼在描述第一種特征的《超越底特律》一文中指出，那種屬于資源高度集中的巨型跨國企業的經濟模式已經漸趨沒落，底特律三大汽車巨頭的困境證明了這一點。三大汽車巨頭唯一的活路，就是像眾多致力于汽車技術的新興企業那樣創新；斯蒂芬.利維在描述第二種特征的《谷歌經濟學的秘密》一文中詳細敘述了這家搜索公司不斷創新廣告叫價系統的故事。當危機席卷而來之時，機會本理應屬于那些更小、更靈活的微型企業，谷歌算是個例外，它雖然夠大，但仍是一家能做許多“有趣事情”的公司。
這兩篇文章講述的其實是同一個商業邏輯的兩面：在需求日益多樣化的市場中，規模越大的公司就越容易僵化，這種“規模不經濟”效應讓越大的公司越容易失敗，大而全的公司于是被“去中心化并外向化”到工業系統之中，供應商和工作者們根據客戶需求臨時組成虛擬的快公司，每一種產品需求都可能催生一家公司，互聯網式的供應鏈讓最小型的公司也能夠跟行業巨頭一起爭奪全球訂單。
如果說前兩篇文章都是《連線》一貫關注商業趨勢的再一次集中表述，甚至有些老調重彈，那么更有新意也更容易引起爭議的，還是凱文.凱利那篇描述“新新經濟”第三種特征的《新社會主義》。
僅僅是“新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就足以讓人們爭論不休了。凱文.凱利首先厘清了，新社會主義并非傳統思想中那種基于國家政治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這個政治名詞依賴于國家，而“新社會主義”則是植根于全球化經濟和計算機網絡中的新概念，它沒有計劃和體制的約束，以協同工作為標志，強調個人的獨立自主，是“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的極致。
作者之所以提出這個概念，完全是站在技術的角度來考慮的。“因特網把人們彼此連接在一起”，因此“它正在悄悄地演進為一種改進版本的社會主義”，設計它的目的是強化個體的自主性，并反對集權。它是個權力極端分散的體系，但當擁有生產資料的人們朝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工作，無償捐獻自己的勞動力并享受免費帶來的成果時，將其稱之為社會主義并無不妥。
媒體理論家克雷.舍基在他的新書《大家一起來》(Here Comes Everybody)中提出了這種社會分工的四個階段：分享、合作、協作，最后是集體主義。每一步較上一步來說，都具有更多的協同工作成分。早期的互聯網理論家也曾指出，禮品經濟將在互聯網時代取代商品經濟，否則無法回答下降的問題。
對于這種基于科技層面的社會主義，《網絡財富》的作者本克勒稱，“我認為社會生產和對等生產是基于國家和基于市場的所有制體系之外的第三種方式”，他還提到此類生產活動可以“提高創造力、生產力和自由”。這種新機制既非中央集權計劃的經典共產主義，也非一團亂麻的自由市場，而是新興的分散化公眾協同工作平臺，它能夠以單純的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都無法實現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并創造新事物。
那么，我們距離這個非資本主義、開源的、產消合一的、對等生產的新社會還有多遠呢？凱文.凱利的答案是：比我們想象中更近。比如意大利北部及西班牙巴斯克地區工業合作社組織就具有這種去中心化和社會化的生產組織方式特征。那里的雇員擁有企業，工人們挑選經理人，限制利潤的分配并獨立于國家控制之外。不過，這種組織與“新社會主義”的區別在于，許多人都是免費工作的。想象一下，如果通用公司的雇員都不領工資，卻繼續生產汽車，這家公司還會破產嗎？
“新新經濟”時代真的已經到來了嗎？盡管《連線》言之鑿鑿，羅列的證據也堪稱充分翔實，但恐怕很少有人會真正認同他們的預言。正如有評論云，“對于一本旗幟性雜志而言，內容并不是最重要的，氣質和煽動力才是關鍵”。
盡管《連線》對于“新新經濟”的定義和描繪并不嚴密，甚至存在著一些無法自圓其說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我們無法否認的是，《連線》所提出的大量商業現象已經足夠支撐一個新的解釋框架。很多時候，預言家的意義并不在于他們對未來的描述有多準確，而在于總能堅持自己的獨特立場，發表一些看似離經叛道，但卻不乏啟示的觀點。他們最大的價值恰恰來自他們的偏頗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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