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國經貿聚焦(上海)
外需往內需轉型需要注意過渡,而收入分配公平不要走錯了路,僅僅提供福利而非就業則不可持續,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提供邊際產出較高行業的就業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第三季度經濟數據近日公布,數據顯示,GDP同比增長7.4%(之前兩個季度為8.1%,7.6%),增幅創下2009年二季度以來14個季度新低;9月CPI(消費物價指數)同比上漲1.9%,PPI(生產者價格指數)則同比下降3.6%,創35個月新低。
中國經濟是否陷入低谷?中國經濟未來之路在哪兒?中國經濟轉型方向何在?《中國經貿聚焦》(下稱CBF)記者近日采訪了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殷劍峰(微博)。
經濟企穩回升
CBF:根據最近公布的經濟數據,您如何研判目前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否如一些專家所稱總體向好已企穩回升?接下來的四季度以及明年中國經濟的走勢會怎樣?
殷劍峰:實體經濟的數據的確在下降,但是從金融數據來看,尤其是M1(狹義貨幣供應量)總量,從7月就已經觸底反彈了。從歷史上來看,M1增速與短期性的行為包括投資、GDP、物價,都有密切的關系。最新數據顯示,今年9月,M1同比增幅達到7.3%,在4月份該數據僅為3.1%。所以,M1的觸底反彈說明經濟是處于企穩回升的態勢。
此外,存貸款增速也是個重要數據。貸款增速加快一方面表示銀行有放貸意愿,這表明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寬松銀根。而另一方面也表示企業希望貸款,反映了實體經濟對貸款的需求增大。
另外,從實體經濟數據來看,消費依舊上漲,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所以,從數據上來看,三季度很可能就是底部。
我還是比較看好現在的經濟狀況。此次的經濟下滑不同于2009年遭遇經濟危機,那時候GDP增速下滑得很快,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非常大,大批東部沿海地區的農民工返鄉。此次的經濟下滑沒有那么猛烈,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情況也比較樂觀。
中國經濟之路漫漫
CBF:有專家認為,中國經濟不需要做太多的創新,只要將一些民生問題如醫療、養老等解決好了,中國經濟還是有很大空間。您怎么看待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
殷劍峰:我認同這種看法。我認為,如果中國保持過去的經濟增長模式,在2020年前中國經濟發展應該沒有問題。畢竟,中國經濟還有很多未完成的路要走,還有很多發展機會。
首先,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還未完成。一個很重要的數據指標就是非農產業就業人員占總人口的比重,中國的數據大約是45%,而發達國家盡管老齡化程度比中國嚴重得多,但該數據也達到65%。按照過去工業化水平推算,到2020年這個數據中國能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其次,中國還有投資空間。我曾經計算過,2010年中國人均投資額只有美國的一半,人均投資存量更是要比美國低很多。從效率來看,中國的增量資本產出比只有4,美國是11,德國是20,日本更是高達30。這個數據意味著支撐一個GDP的百分比上漲,資本產出比需要上漲幾個百分點,所以中國的投資效率還有待提高。
另外一個機會就是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包括很多方面,一方面壟斷行業、企業需要改革,這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財政體制的改革,主要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系,財權和事權的分配。1994年財政改革后,財權更加向中央集中,事權還留在地方政府。未來的改革方向就是把相當一部分事權也向中央集中,比如全民的養老、醫療、教育體制都應該由中央統一管理,而不是交給地方機關來管理,這也是符合國際慣例的,也方便創造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統一的供應鏈。
經濟體制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金融體制改革。我認為,金融體制改革應該循序漸進,第一步需要解除管制,第二步是利率市場化,第三步才是資本項目開放。改革的核心是解除金融管制。
但是,在解除金融管制的進程中,從2005年發布的“非公36條”到2010年頒布的“新非公36條”,進展非常慢。原因何在?就在于過去的解除管制,是由各個部委牽頭負責放松各個領域的管制,也就意味著各個部委放棄自己的權益,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中國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而這個集團在很多場合中是以各個部委為首。比如,證監會新任主席上任后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煉曾表示“郭樹清任內一定會取消IPO審批制”,然而,現在仍然難以推進審批制的改革。事實上,審批制帶來很多灰色利益,阻礙了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
解除管制怎么改?我認為需要一個類似于“體改委”的機構,一個超越各個部委權力的機構負責改革。這樣有助于解除管制。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需要自我約束,這就需要發揮地方人大的作用了。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
CBF:按照您的觀點,在2020年前中國保持過去的增長模式發展是沒有問題的。那么中國經濟是否需要轉型?轉型方向何在?
殷劍峰:關于經濟轉型,我認為如果我們什么都不做,保持過去的經濟模式,那么GDP增速可能下滑到6.5%-7.5%;如果我們做點什么,比如解除管制,加快改革,GDP增速可能到達7.5%-8.5%;如果我們做錯了什么,那么過去既有的增長模式也會消失。這就涉及到轉型方向的問題,轉型一旦轉錯就徹底完了。
轉型究竟是轉什么?
現在談的比較多的是,從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長轉向依靠技術進步的內涵式增長。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因為技術進步永遠是經濟增長最核心的動力。
現在,很多人提出從依靠外需轉到依靠內需,走消費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我認為,中國過去過于依賴外需,從這個角度來看,增長消費有利于對外平衡。但是如果過于強調消費的話,容易造成負面影響。沒有任何一種經濟增長是靠消費推動的,經濟增長只有兩個源泉,要素投入和技術進步。一旦過猶不及,將導致投資下降,大批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無法轉移出來。現在,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正處于危險的時期。
轉型的另一方面是指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這一轉變也應謹慎處之。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確實很嚴重,低收入國家基尼系數比較低,發達國家基尼系數最低,而中等收入國家基尼系數最高。中國恰好是屬于最后一個方陣中的。
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個是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第二是城鄉差距,第三則是區域差距。這些差距需要靠經濟發展來解決,因此,核心問題還是發展。現在有一種危險的轉型傾向,通過財政提供優厚福利來解決收入差距問題。當然,不是說這種做法不對,但有過于強調財政支出的傾向,包括保障房是通過財政來提供福利的做法。發達國家陷入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福利。
這三種轉型,技術轉型永遠是正確的,外需往內需轉型需要注意過渡,而收入分配公平不要走錯了路,僅僅提供福利而非就業則不可持續,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提供邊際產出較高行業的就業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